5月12日，由公司和天津君辉律师事务所共同主办的“君辉”法学讲坛第四讲在公司会议中心大报告厅举行。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朱庆育教授以“意思表示解释的基本问题——兼与法律解释比较”为题作了报告。讲坛由bevictor伟德经理郝磊教授主持。公司郭明龙教授和天津君辉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李婷担任评议人。公司师生、天津君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及实务部门专家四百余人参加了此次讲座。

讲座开始前，郝磊经理首先对朱庆育教授的求学经历、科研成就向同学们做了介绍。朱庆育教授多年来从事民法基本理论研究，在学术上具有非常高的造诣。他表示，“君辉”法学讲坛已成为一个学术交流的重要品牌，它为同学们搭建了一个同国内外名家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希望同学们把握住此次机会不断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拓宽自己的学术视野。

朱庆育教授首先向同学们展示了意思表示基本法律规范即《民法典》第142条，带领大家比较了其中两款的规定。通过对该条款的解读，提出意思表示解释的基本问题就是意思表示解释的目标和方法，并指出法律解释与意思表示解释之间的不同。本次讲座即重点围绕意思表示解释的目标与意思表示解释的方法两个问题展开。

针对第一个问题，朱庆育教授首先向大家分享了意思表示解释目标的两种观点，即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并对两者进行了进一步的比较分析，从而揭示了《民法典》第142条相关规定背后的法理。朱教授提出意思主义符合私法自治的立场，而表示主义是基于相对人的信赖值得保护的原理提出，上述两种观点实际上与《民法典》第142条的规范分别对应。朱庆育教授还通过“图书馆酒窖遗赠案例”更加生动形象地揭示了两种解释主义的区别。

其次，朱教授通过对比分析得出了法律解释与意思表示解释的两点重大区别，一则是承受对象上的不同；二则是用语符号上的不同。其一，法律解释的结果是适用到发生纠纷的当事人之间，而意思表示解释法律后果由表意人自身承受；其二意思表示解释中当事人可以自己决定解释方法和媒介，而法律解释的解释方法和媒介针对相同的概念要做出相同的解释则具有一定的统一性。

再次，朱庆育教授还指出绝对意思主义与绝对的表示主义这两种极端主义产生的风险分配问题，实践中往往需要在两种主义之间做出平衡与折中。朱教授通过菜单案生动完整地展示了两种解释主义所得结论的差别，并带领引导大家对两种解释结果的得出过程进行了充分论证与展示，最终引出拉伦茨效力主义的观点。

针对第二个问题，朱庆育教授指出方法和目标之间的关系，并介绍了两种意思表示解释方法，即阐释性解释与补充性解释。在阐释性解释中，朱教授以《民法典》第142条作为范本，介绍了萨维尼法律解释四准则，并提出文义解释是起点也是终点。朱庆育教授从“威尼斯商人案”与“鲸肉与鲨鱼肉案”的内容中体会意思表示法律解释的方法，同时体会方法与目标之间相互影响的真实含义。在补充性解释中，朱教授通过“邻居三千元之争案”与“小猫案”向大家揭示了无意思表示时如何进行解释的问题。朱老师最后还建议大家解释方法还应该与具体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其强调，法律解释能力是法律人的基本能力，对于民法来说，这个解释的能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解释法律规范，一个方面是解释意思表示。由于法律行为意思表示是私法自治的工具，所以我们如何解释意思表示其实折射的是我们如何看待私法自治。

朱庆育教授讲座结束后，郭明龙教授与李婷主任进行了评议。

首先，郭明龙教授谈到，今天讲座的主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的角度，通过案例串联起来意思表示的基本理论，意思表示与法律解释的基本区分，对我们理解民法基本理论具有很大的帮助。首先关于两种解释的目标，郭教授提到日常教学与学习中并没有对两者作出严格区分，但是通过此次讲座，两者的区分最终落脚到法律效果的承受者具有极大启发性，两者在大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在小的角度上略有差别。其次，郭教授指出意思表示与风险分配之间的联系，其不仅罗列出实体法上买卖合同中的风险分配，还指出程序法上举证责任的风险分配方法。郭教授最后还提出，论证的可接受度要最终要落到立法、司法技术上与法律解释的规则上。

天津君辉律师事务所李婷主任首先强调了法学家参与到实践的必要性，并认为实践中面对问题如何规范法律表示意思表示的问题，抛弃文义本身进一步追寻真实意思表示，存在层层递进的过程，过程中追求的真实意思表示很难做到唯一性。对于这种问题，实务中参照等级首先给出一定的指引，法官对于酌定的适用给出了最后一层保护。最后李婷主任向大家分享了真实案例，具体阐释了意思表示在实务中的重要意义。

郝磊经理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郝经理再次感谢君辉律师事务所和bevictor伟德的合作，并对朱庆育教授能够在百忙之中莅临现场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指出朱老师能够引经据典，把深奥的民法理论讲述的十分透彻，让大家感受到民法之美、真理之力、逻辑之妙。讲座在大家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