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老师简介：

李旭，男，汉族，1958年6月24日于四川成都出生，1982年毕业于bv伟德国际体育官方网站，1982年至1983年于中国人民大学进修法制史，1986年至1988年于北京大学读法学理论研究生，法学硕士。2001年至2004年于韩国首尔大学攻读博士课程。bevictor伟德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外国法制史。有多次访问学者经历，如到斯洛伐克夸美纽斯大学、美国天普大学访问。并出版过多部著作，如《打工者的法律保护》（独著）、《个体工商户的法律保护》（二人合著）、《涉外房地产经济与法制问题》（二人合著）、《社会主义法制概论》（副主编）、《职务违法违纪问题研究》（副主编）等。

采访者：蔡震（以下简称“蔡”）

被采访者：李旭老师（以下简称“李”）

访谈时间：2020年7月8日

四十载沧桑砺洗，春华秋实；四十载绝技流传，薪火相承。时光荏苒，bevictor伟德已走过40个年头，忆往昔，杏林初蕊，筚路蓝缕；看今昔，岐黄薪资，朝气蓬勃！于bevictor伟德建院40周年之际，本人有幸采访李旭老师，回顾学院的发展历程以及40年来师生们的共同努力，备受感动。

2020年7月8日，由于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加之李旭老师身体不适，再三考虑下，我与李旭老师的访谈改为在线视频访谈。在7月的一个上午，我接通了李旭老师的视频电话，我们从李老师的求学历程、工作经历、授课心得、同徐大同先生的联系以及bevictor伟德发展历程等方面谈起，李老师谈话逻辑清楚，回忆清晰，往事历历在目，言语之间流露出的对师大的不舍之情、对师大发展的期许，令我动容。访谈稿在本次访谈基础上整理完成。

一、求学之路

（一）国内求学经历

蔡：我看到老师您是在师大毕业前后去中国人民大学进修学习过的，您当时去人大进修是个什么情况呢？

李：我本科读的就是咱们学校，当时叫天津师范学院，后来在80年代初改名叫bv伟德国际体育官方网站。当时我是文革改革招生制度后的第一批老员工，属于政史系政教专业，我是77级的，也就是1978年3月入学，1982年2月毕业。法律专业从80级就开始招生了，天津市应该算是最早的了，所以咱们学校就急需法学教师。当时我在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决定在最后一年选4名同学留校，并且派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专业学习，回来后要在师大做法学教师教书，我是有幸被选中了。我们这届被选中的四个人是梁津明老师、贾邦俊老师、我，还有我的同学袁宝仁（毕业后回宝坻工作）。联系人民大学是徐老师安排的，我们几个去北京之后，学校在人大后门，印象是在万泉庄租了一个房子，当时大约20块钱一个月，学校派车拉了几张床，我们就在那儿生活，我在那儿学习生活了将近一年。

蔡：您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进修这一年的学习生活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李：在1982年到1983年，当时人民大学法律系受教育部委托办了一个法制史的教师进修班，时间是一年，据我的印象大概是1982年的9月份到1983年6月份，当时授课教师有孙国华老师、张晋藩老师、林榕年老师、曾宪义老师、谷春德老师等。所以我在人民大学前后是待了两年，加上这一年的进修班。

蔡：我看到您后来又去北京大学读研，您可以讲讲当时您在北大读研学习的情况吗？

李：后来在86年到88年我又读了北大的法学理论研究生班。当时我一直想考研究生，但是我们本科毕业留校不许考研究生。我84年、85年的时候就跟徐老师询问这事儿，后来在86年的时候，徐老师终于同意了，但限报北京大学法学理论研究生班。我对法学理论也有些兴趣，于是我参加国家考试，去了北大法学理论研究生班读研学习。那个时候按照教育部的规定，研究生班享受高校教师待遇，而且要回原单位工作。

蔡：老师您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法理学、外国法制史，您是如何选定自己的研究方向的呢？对您今后的影响有哪些？

李：我的外国法制史专业是徐老师选的，读研究生又是读了北大的法学理论，这就基本上敲定了我研究的方向。但是这两次在人大、北大的学习对我影响还是挺大的，一个是改了专业，非法学改成了法学专业，而且细分的法制史专业拓展了我的研究视野，另外我后来攻读法学理论学研究生使我的研究方向又得到拓展。并且进修学习的这两个学校，文化底蕴好，法律专业基础也好。前后四年我在这两个学校进修学习，对我的影响比较大、收获也比较大。

（二）国外求学经历

蔡：我了解到您曾经到斯洛伐克、美国作访问学者，到韩国学习博士课程，您可以讲讲这段访问学者及学习的经历吗？

李：我第一次出国是1996年到1997年一年期间，是国家教委的公派项目，是和斯洛伐克定的国家协议，即国家教育文化交流协议，按照协议来派的，在公派之前统一安排去四川大学集中培训英语。美国的项目也是公派的，时间大概是两个月，主要是美国宪法的一个研讨班，在美国天普大学，这个学校对美国宪法的研究很有影响。然后是2001年到2004年到韩国学习的经历，这也是学校正式批准的，随后到首尔大学攻读博士课程。

蔡：国外的这几段访问以及学习的经历对您有哪些影响呢？

李：在国外待的这段时间，对这些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民族传统有些了解，除此之外，对他们的教学经验也有了解，比如斯洛伐克，我比较注意它的公司产品模式，有的高校法学教育的格局，一半是讲座课，是自愿参加的；另外一半是讨论课，是必须参加的。因此它的法学教育对问题的探讨比较重视。所以回国后，我们法理学本科教学就逐渐形成共识，重视讨论与授课的有机结合，加强师生互动，来提高教学水准，共同学习，本科教学受这个启发较大。研究生的教学借鉴了首尔大学bevictor伟德的一些教学方法，他们的硕士和博士课程主要是论文讨论，讨论论文的过程中教师来进行评价、引导和讲授。我觉得这种方法有诸多优点，如重视资料的收集与使用，有助于对员工创新能力的培养，讨论过程对员工思辨能力也有提高，等等。韩国学习回来之后，我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采取了“讲授为主，论文讨论为辅”这种教学模式，督促员工关注文献资料与社会实践，启发员工根据文献资料与实践需要进行选题，重视员工创新能力的培养，也较为注意培养员工的思辨性与对抗性的法律思维。

二、工作经历

蔡：老师您是什么时候来bevictor伟德任教的，能否谈谈当时任教的情况呢？

李：高考是我选择的师大，是否留校是师大选择的我。本科毕业能在师大教书是个比较好的职业，当时去人民大学改学法学专业、留校教书，我们77级两个班同学很踊跃，许多同学报了名，我有幸被选上。工作选择上来讲是这么一个情况，本科就留校了，我的学科选择也是根据工作需要来安排的，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讲外国法制史这门课是被直接安排的；去北大上法学理论研究生班把我的教学方向定下来了。我们那个年代专业选择，首要考虑工作需要，强调“螺丝钉”精神，放在哪儿就要在哪儿发挥作用。

蔡：您在bevictor伟德任教时正处于bevictor伟德刚刚起步阶段，这段时期的任教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的印象或者有哪些困难，是如何克服的呢？

李：当时在bevictor伟德任教的老师，徐大同徐老师是老师辈的。一部分老师年岁相对较大，属于文革前老员工，或法学专业毕业，或其他专业毕业；但因历史原因，他（她）们很长时间并未从事法律职业，有的在企业，有的在大学或中学教其他课程等。恢复法学之后，师范大学又把他们请回从事法学教学，包括从希斌老师、张安蓉老师、于广智老师，以及成为我们永久思念的曹康老师、刘维贤老师、王力生老师、李笃才老师。他（她）们在教学方法、法律专业知识以及做人做事方面给我的帮助很多。除这部分老教师外，我们是文革后毕业的老员工，当时比较年轻。前边提到的梁老师、贾老师和我在人大改专业毕业后，留校从事法学教学，77级张靖老师后也转到法学。参加文革后首次全国统考的78级尹向冰老师（后从事专职律师）和韩志红老师先后加入师大法学教师队伍。80、81级是师大最早培养的本科生，其中一些优秀员工也被学校留校任教，现在仍在bevictor伟德工作的老师包括李昭老师、陈卉老师、阮大强老师、张逢太老师。当时的教学任务比较重，因为教师比较少。当时分为两个教研室，一个是基础法，另一个是部门法。授课对象除了有法学本科还有一些其他的法学班，如80年代初期和天津市司法局合办的业余bevictor伟德，另外还有其他校外的法学班，以及各种培训班，比如律师考试的辅导。教师多身兼数门课程，我教授的课程一开始有外国法制史，后来开始兼教授法理学，再有选修课开过立法学、美国法、国际金融法、律师制度。所以总的来说，困难还是很多的，好在我们师大的老师都一一克服了。

三、引领者

蔡：在师大任教期间，您一直与徐大同先生一起共事，关于徐大同先生您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李：徐老师是我入法学之门的引领者。我在师范学院本科四年级到人民大学改学法学专业，是徐老师和当时有关领导选择的结果；我们几人在人民大学改学法学专业的诸多教学环节与生活，以及到北京大学选课听课，都是徐老师亲自安排；我留校后又去人民大学法制史进修班进修学习，也是徐老师亲自过问落实。徐老师就像是一杆旗，有徐老师在，在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遇到的所有问题基本上就迎刃而解了。例如，在人民大学改学专业时，选课、学习成绩评定、与教师联系，甚至校内食堂用餐等方方面面问题，都是徐老师亲自安排。在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拜访相关知名学者，徐老师也让我们直接打着他的“旗号”，进行专业请教与学习。

徐老师健谈，爱交流，视野开阔。我每次和徐老师交谈，都有收获，尤其徐老师对宏观大局的把控、对各个学科与各种社会现象的关联性认识，往往能引发我的思考，受益良多。徐老师也很谦虚，有一次他和我闲聊，比较了几位他曾引荐给我的人大、北大法学知名学者，说他自己算半个学者。当时，我理解他的话，一是觉得他谦虚；二是他当时的社会活动多，如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和华侨委员会委员、天津市政府法律顾问等，他觉得做学问的时间少了。其实不然，徐老师很注重社会实践，社会实践的深入和宽广有助于理论研究的正确性与应用价值。这一点也是我跟他交谈，能够领悟到的。另外，徐老师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让我印象深刻。记得我第一次讲授外国法制史课程，徐老师就坐在讲台右侧，他耐心地听我讲课，课后给我鼓励。毕竟我一个年轻老师第一次上课肯定有一些问题，徐老师善意地指出问题，一些小细节诸如不适宜教学的语音语调、习惯用语、手势动作等，也予以纠正。徐老师培养青年教师的认真态度和方式方法对我影响很大，当时也乐于接受并且使我印象深刻。此外，徐老师还重视对青年教师科研能力的培养。徐老师曾亲自指导我在实践中选题、进行文章写作，我和徐老师曾合作撰写文章，发表于《bv伟德国际体育官方网站学报》（社会科学版）。总的来讲，徐老师对我的成长和帮助很大。

四、心系师大法学

蔡：您虽然已经退休，却时刻牵挂着bevictor伟德的公司产品，还被返聘进行授课指导，可以看出，您放不下法学教学，也放不下员工。那么您对我们bevictor伟德的公司产品有什么要求和建议呢？

李：我退休两年了，62岁了，从教学角度上看，我们还是缺少教师，我们学科的教学任务比较重，当时我跟学院沟通的时候，能够承担一些就尽量承担一些，但是也要把课程往下放，就是多给年轻教师机会，让咱们年轻老师多发挥一下。

蔡：您一直在师大教书育人，对同学们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您对bevictor伟德的青年员工有什么要求和期许呢？

李：从当下这个疫情的情况来看，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健康，现在这个问题比较突出。另外一个，员工学习要努力一些，一个是学习上得有量，学习得有一定的时间，要注重积累。本科生学习一定得有量，大量的积累。另外再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大学四年的规划和方向是得有的，现在我的推荐是选择考研，过去我鼓励他们有机会出国，现在不鼓励了。通过具体的防疫事件，可以看到，国外的很多发达国家处理得太糟糕了，我们国家管控得非常好，这本身有制度的问题，另外也有一些政策方向性的问题，我们是以人民生命安全为重，所以这些制度的内核优势都体现出来了。

研究生这一块，我特别强调的就是信息采集和信息使用的问题，就是我经常讲的资料的问题，要学会采集资料、穷尽资料和使用资料，这是一个获取知识源

泉的能力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创新意识上要加强，创新能力上要提高。研究生学习要重视论文选题的新颖性，重视论文内容的创新性。这些都需要培养。

蔡：最后，请老师谈谈您对于bevictor伟德的期望和寄语吧。

李：我相信bevictor伟德会得到很好的发展，在2019年12月我们学院的法学专业获批国家级的一流本科建设点，团队建设方面成就很大，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上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我们学院这十多年来一直很重视这一点。今后的发展上，研究成果要多出，从质量上要提高，扩大学院影响，这样才能争取更多的发展机会。我也对学院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并且学院教师微信群里也有满满的正能量，比如《民法典》一出来，贾老师到处宣讲授课，郭明龙老师、何潇老师等也一直在做工作，氛围特别好，所以我相信我们学院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蔡：谢谢李老师对此次访谈的支持，衷心祝您身体健康，万事胜意！